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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8年12月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、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。正是靠着改革开放，美丽珠城开启了新的壮阔征程，走向充满希望、充满生机的新天地。次年6月，为安置近8000名难侨从事渔业生产，北海市建立了政社合一的华侨渔业公社（后改为侨港镇）。建社的初期，出现不少新鲜事，笔者至今仍难以忘却，仅以拙笔录下其中片断。

安置方向之争

华侨渔业公社组建之前，全市各界对8000名难侨渔民的安置方向是有不同意见的，主要是“上山下乡”还是“上船下海”之争。不少坚持传统安置观念的人认为，

应该“面向农村”，上山下乡，分散安置到农场、林场。而这批难侨带回来的多为小渔船，只能从事浅海生产，会破坏近海水产资源，不同意他们从事捕捞作业。可是众多难侨则认为，他们祖籍在北海，祖祖辈辈是在海上捕鱼的疍家渔民，到农场、林场去就等于“咸水鱼放到淡水养”，必死无疑。他们一致要求“上船下海”，不愿意“上山下乡”。

中共北海市委根据难侨们的要求，再次向上级表态“承担安置好这批难侨渔民的责任”。经过认真研讨和请示中央主管部门同意，1979年6月2日，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正式批复：“同意单独组建北海市华侨渔业公社进行安置”。实践说明，以公社建制对口安置难侨从事渔业生产，开创了新的前进道路，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，写下了难侨安置史上独创性的新篇章。

“一社两制”模式

华侨渔业公社下设三个渔业大队，其中两个队的渔船属私人所有，以家口船为单位进行浅海捕捞作业，另一个队的渔船属集体所有，以作业组为单位进行深海捕捞作业。由于渔船的归属不同，公社实行了“集体、个体两种所有制并举”的“一社两制”模式。这在公社体制中又是一个新创举，一时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。

1981年4月，广西社科院调研组来到北海，就华侨渔业公社“一社两制”模式问题进行研讨，他们通过实地察看和听取难侨干部群众的意见后，就体制模式的性质等问题同我进认真的探讨。首先，我肯定了“一社两制”模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。在公社统一范围内，实行这一模式核算，有利于组织生产管理，有利于解放生产力，有利于增加难侨渔民收入，更好地推进渔业发展的空间。其次，作为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，施行两种所有制并举，是实事求是的。允许家口船的个体所有制存在，是特定的核算模式，不应视为资本主义。他们在大队的统一组织下，依照规定进行生产，并承担国家的水产品派购任务和上交大队一定的管理费用。所有这些，都体现社会主义的特色因素和改革开放精神。调研组梁科长听了我的陈述后，没有提出异议的意见，并对调研期间我们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。

干部工资计酬

1984年9月，公社建制取消，华侨渔业公社改为新港镇（后更名为侨港镇），黄国雄、钟应伦、梁耀章3位难侨吸收为国家干部，分别担任镇政府镇长和副镇长的领导职务。他们原是大队干部，其工资收入是同难侨渔民一道按工分计酬分配的，收入是比较高的。吸收为干部以后，按国家干部标准领取工资，他们的收入会大幅度减少，会影响到家庭生活。镇工委根据他们的要求，提出暂按原工分计酬的办法作为工资收入，向市委呈上报告，恳请批复。